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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華慶: 學術與政治

更新時間:2019-07-09 17:52:47
作者: 柯華慶 (進入專欄)  

  

   摘要:政治是社會關系的統領,只要涉及社會關系的學問都與政治有關,區別只不過在于強聯系還是弱聯系。為了實現有效治理,一個國家更可能是一類主體聯合另一類主體節制第三類主體的政治。每個社會由一個最強者、少數強者和絕大多數弱者組成,三者之間兩兩聯合節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種不同的政治:封建專制政治(最強者與強者聯合,可以稱為貴族君主制)、資本主義政治(強者與弱者聯合,可以稱為民主貴族制或者黨爭民主制)和社會主義政治(最強者與弱者聯合,稱為黨導民主制)。中國文人一直以來崇尚道統,古代中國文人以古道評判專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貴族政治;現代中國文人以洋道評判社會主義政治,洋道是資本主義自由政治。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只有摒棄高高在上的道統思維,以認識社會為志業,向工人農民學習經驗知識,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價值,構建社會主義理論才可能有所作為。主流中國憲法學者不區分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將資本主義政治塑造成科學、客觀、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將資本主義政治和憲政當作道統,批判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違背憲法學者應該為本國政權合法性辯護的基本常識,已經不是憲法學者,而是資本主義道統分子了。

  

   關鍵詞:古道 洋道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偽憲法學派

  

   目錄

   一、中國文人的道統思維

   二、現代學者的科學精神

   2.1 實證方法與邏輯方法

   2。2 科學精神

   2.3 社會科學的政治性

   三、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

   3。1 技術與制度:基于科學的改造世界

   3.2 制度的主體性

   3.3 批判是學者的天職?

   3.4 學者能否價值無涉?

   四、三種政治與三種意識形態

   4.1 三主體模型

   4。2貴族君主制、民主貴族制(黨爭民主制)與黨導民主制

   4.3 封建專制政治的性質

   4。4 資本主義政治的性質

   4.5 社會主義政治的性質

   4.6 社會主義政治與封建專制政治的區別

   4.7 為什么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4.8 為什么有些學者反社會主義?

   五、例證:為什么中國憲法學界盛行偽學問?

   5.1 偽憲法學派

   5.2 憲法的目的和憲法學的使命

   5。3 為什么盛行偽憲法學派?

   結語

  

   (本文作者柯華慶[1],文中部分內容曾以《為什么中國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基于三種政治類型的分析》為題發表在《治理現代化研究》2019年第4期。此處為完整版內容。)

  

   知識分子接受前人的經驗,主要是靠讀書。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

—毛澤東

  

   政治是區分圈內人和圈外人的活動。當一個人區分圈內人和圈外人而行動時他就是一種政治行為。每個人都是政治人,只不過有些人是有意識的,有些人是無意識的,有些人意識強,而另一些人意識弱而已,所以有“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的名言(亞里士多德語)。中國俗語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可能就是指政治。一般性政治的領域很廣,家庭、學校、行業、地區等等都有政治,人們常常說“家庭政治”、“單位政治”、“地方政治”等等。狹義的政治通常指國家政治以及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政治,是圍繞國家權力分配所進行的斗爭。在一個國家中,作為領導主體必須明確“你是誰?”、“為了誰?”和“依靠誰?”,由此決定了各個主體在國家中的地位。一個國家到底是封建主義性質、資本主義性質還是社會主義性質?全球背景下不同性質國家之間的沖突如何解決?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構成每個人的政治大環境,有些人有強烈的意識,有些人敏感性不夠,有些人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政治人與經濟人形成鮮明對比,作為經濟人,一個人購物是以商品的質量和價格為標準,而不管是熟人還是生人。當一個人購物時無論價格和質量是否合意,而以其是否是某國的產品而欣然接受或者堅決驅斥,常常被貶為“非理性”,實際上其經濟行為已經轉化為政治行為。

  

   學術是系統性的專門的學問,學者是在學術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學者也是人,自然也是政治人。自然科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等等不研究社會關系的學者談政治與一般人并沒有什么區別,而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等等研究領域涉及社會關系的學者以其系統的學識來評判政治,是作為學者參與政治。(下文未特別說明時我們所說中國學者專指研究涉及社會關系的學者)社會關系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系,有主體性、歷史性與區域性。每一個人都是時空下的人,每一個社會關系也是時空下的社會關系,一定的區域和歷史階段的社會關系,構成社會形態。社會關系和社會形態是社會科學的基礎,不論是社會科學研究還是制度的構建都應當尊重社會關系的主體性、歷史性與區域性。國家政治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的反映,是社會關系的統領,涉及社會關系的學問只要一直追問下去就涉及到政治主張,只要涉及社會關系的學問都與政治有關,區別只不過在于強聯系還是弱聯系。政治學、法學、經濟學與政治的關系尤為密切。

  

   中國學術傳統以人事為對象,也就是以社會關系為對象,所以傳統中國學者與政治的關系密不可分。孔子的經典“問知”即“知人”(《論語?顏淵》)的說法就是例證。中國學者言說政治分為兩個階段:西學東漸之前,中國學者光明正大談政治;西學東漸之后,中國學者常常以所謂“去政治化”或“去意識形態化”的方式言說政治,使得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撲朔迷離。自孔子以來,中國一直有政統和道統之分,道統是政統的標準。“士志于道”,這個“道”是堯、舜、禹等形成的“古道”,學者以掌握“道統”自居,學者都與政治密不可分,區別只不過是執政還是在野,可以分為執政學者和在野學者,就像西方國家的執政黨和在野黨一樣。這一文化傳統在經歷幾次周邊少數民族入侵之后并沒有多大改變。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發生“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從器物、制度到文化,中國面對西方的強烈挑戰。自五四運動開始至今一百年,大量言必稱西方的中國學者以“民主”和“憲政”為“道”評判中國政治社會,形成了以“洋道”評判政治的新道統。十八大以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旗幟下,綿延不絕的各種“古道”再次粉墨登場。洋道和古道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能否發揮積極的作用?學者到底能以何種方式介入中國政治社會?學者能否將課堂作為宣揚自身政治理念的講堂?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的今天,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到了不得不徹底厘清的時候了。

  

一、中國文人的道統思維


   朱熹及其弟子黃干是“道統”論說的正式建立者[2]。中國文人的道統思維往前可以追溯到孔子,一直延續到今天。朱熹區分道體、道統和道學。《近思錄》是朱熹和呂祖謙精選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語錄提供道學的入門讀本。《近思錄》第一卷是“道體”,在朱熹道學中居于綱領的地位,所選全是關于太極、性、命、中、和、理、氣、心、情等形而上概念和命題,闡發了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理思想。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中,《中庸》是集中講“道體”的文本。朱熹在注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提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可以說“中”就是道體。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首段中說明了道體、道統和道學的關系:“《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義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3]道體“允執厥中”由前圣傳之后圣。《中庸》第二十八章言:“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朱熹引用鄭玄注云:“言作禮樂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 [4]也就是說,上古圣神都是德位兼備,才有資格“繼天立極”和傳授“道統”。所謂“道統”就是“內圣外王之道”,統一于既內圣又外王者。為什么道統后來發生了轉移呢?《中庸序》有言:“夫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自是以來,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由此可見孔子并沒有傳道統之資格,孔子雖然“賢于堯、舜”,但“不得其位”,只有述“道學”。朱熹在《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中說:“秦、漢以來,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濂溪先生(周敦頤)所傳的正是孔夫子的道學。余英時指出,朱熹有意將“道統”與“道學”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統”的時代,即內圣與外王合二為一。周公之后,內圣與外王已分裂為二,于是孔子開創了“道學”時代。[5]

  

朱熹弟子黃干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記》中通過區分“道始行”和“道始明”發展了朱熹的思想,將道統和道學合二為一,使得道統成為儒家圣賢的專利:“道原于天,具于人心,著于事物,載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6]行道統的是內圣外王,明道統的是儒家圣賢,那么內圣與外王分裂之時,到底是內圣高于外王還是外王高于內圣呢?儒家學者提出了與“道統”相對的“治統”(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政統”)。1345年,在宋、遼、金三史修成之后,楊維楨上《三史正統辨》表,主張“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7]也就是說,“治統”的合法性或正當性依附于“道統”,道統就成為約束君權的標準。道體是道統的精神內核,道統盡管上溯上古三代,而實際上依賴于儒家讀書人對道體的解釋,因為道體本來就是像“天人合一”“天理”“中庸”等等抽象的形而上之道。道統實際上是封建貴族政治,評判的對象是君主政治,儒家通過區分政統和道統為知識貴族贏得政治地位。由此,以道統自居的中國讀書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大提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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