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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智:專著傳統與中國學術:從首屆“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談起

更新時間:2019-08-07 16:07:36
作者: 黃宗智 (進入專欄)  

  

   摘要:本文首先簡單說明首屆“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遴選委員會為什么獎勵《國際法與晚清中國:文本、事件與政治》《現代中國的鄉村發展:微觀案例和宏觀變遷》《城市化的孩子:農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與政治社會化》這三本書,進而討論了目前專著在中國學術制度環境中面臨的深層矛盾,及其與美國的環境和傳統的不同,借此來說明“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設立的用意。

   關鍵詞:賴駿楠、高原、熊易寒、中國與美國專著制度環境的異同

  

   首屆“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于2018年11月創立。原來的公告是這樣寫的:

   “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的設立是為了獎勵,不是從某種時髦理論出發而為其提出‘證據’或闡釋的研究,而是從扎實的經驗研究出發來決定對現有理論的取舍、修改、推進或重構,進而得出緊密聯結經驗與概括的、有說服力和理論新意的創作。此獎主要針對中國社會經濟史、法律史和鄉村研究(包括農民工研究)三個學術領域,最好是連帶有現實關懷的研究,也可以是帶有歷史維度的現實研究。此獎的“推薦委員會”將由下列13位學者來組成(名單公開),由每人每年(于12月31日前,從2018年開始)推薦一、兩本最近兩年出版或完成的青年學者(一般不超過45周歲)專著來競選。獎金初步設定為五萬元,可以由不止一人分享。另外設立一個七人(不公開的)遴選委員會來集合并遴選被推薦的著作,于每年春季公布結果。目前暫定先試行三年(本年年底開始),根據經驗再做適當調整。【1】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將原來設想的一年一度的競選改為兩年一度,并將此獎主要集中于副教授及以下的青年學者(一般不超過45周歲),為的是使獎勵能夠在一位學者學術生涯中的關鍵階段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時,今后將在我們的13人推薦委員會之外,邀請幾位青年學者參與推薦。另外,由于此屆獎勵的是三本書,而原定的五萬元獎金不太好一分為三,我們決定將本屆獎金總額改為六萬元。

   此屆我們共收到13本被推薦的書(書目已于1月初通過微信公眾號列出)。由于這是第一屆,我們決定放寬原定的“最近兩年出版或完成的”規定,基本不限出版日期。遴選委員會經過兩個月的閱讀、打分和開會討論,最終選出上述三本書,正好分別代表此獎特別關注的三大領域:法律史、社會經濟史和鄉村研究(包括農民工研究)。筆者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說明我們遴選委員會大多數成員的意見,當然也包含一些筆者個人的判斷和論析。文章最后部分將集中討論本文標題中“專著傳統與中國學術”的問題。

  

   一、賴駿楠:《國家法與晚清中國:文本、事件與政治》

   賴駿楠(2015)的這本書仔細論析了19世紀關于“文明”這個當時新興的國際法學中的關鍵詞,證明其在自然法國際法和實證主義國際法兩大國際法學術潮流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后來在國際法學中的持續不斷的影響。但是,此作并不限于簡單的“話語分析”,進而澄清了“文明”話語在中國法律思想和實際國際關系中是怎樣被理解的和使用的,借以證實“文明”的理念是如何既具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又具有衛護(帝國主義)西方國家在殖民地權勢的一面。前者的影響可以見于費正清及其學生的研究,例如徐中約(Immanuel C. Y.Hsü)將新總理衙門的設立論述為“中國之進入國際大家庭”(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以及張馨寶(Hsin-pao Chang)將鴉片戰爭最終歸因于“文明的沖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此書論證,“文明”既不可簡單地被理想化,也不可簡單地被丑惡化,而是一個自始便帶有深層矛盾的話語建構。“文明”可以成為文明國家關系的規范,也可以成為文明國家侵犯未曾達到文明水準的“野蠻”國家的借口。

   賴駿楠(2015)從鴉片戰爭出發。他首先論證,林則徐主要仍然從傳統的“懷柔”“夷人”的視角出發來應對來自大英帝國的挑戰,并沒有像有的著作爭論那樣有效借助國際法理論來為中國爭得對方的一些讓步。然后,他論析19世紀美國國際法學家惠頓(Henry Wheaton)的經典著作《國際法原理》的中譯者(傳道者)丁韙良(W. A. P. Martin),是如何將“國際法”譯作“萬國公法”的,并賦予這本實證主義法律著作一定程度的朱熹理學成分,幾乎將之重新闡釋為萬國間的“天理”,使之成為更能夠被中國讀者接受和誤解的文本。隨后,賴駿楠借助對鄭觀應的細致論析來說明,鄭觀應一開始完全接納了這本中譯本關于國際法的高度道德化表述,然而后來逐漸發現其與事件及政治現實是脫節的。幾經周折后,鄭觀應最終在甲午戰爭前后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國際法理念其實只可能適用于權力對等國家的雙方,不會適用于強弱懸殊的雙方。賴駿楠隨后詳細論證,中國對“文明”這個關鍵詞的理想主義認識和日本的清醒的工具主義認識,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前者導致中國在甲午戰爭相伴的話語戰爭中也全面潰敗,促使中國被國際法學術界認定為“野蠻國家”;后者則被日本有意識地在國際法學術界和話語體系中,通過日本留學學者在主要國際法學刊上發表研究和論說,成功地將其本身建構為與西方同等的“文明國家”,獲得所謂的“國際大家庭”成員的正當性。當然,同時也為其后來的侵略借口做了鋪墊。

   在方法上,本書成功地結合話語/文本分析的方法和關于事件和政治的(實踐)歷史認識。它既是一本闡釋國際法原理歷史起源的著作,又是一本說明其實際運作歷史的著作。兩者對照,形成強有力的論析,擺脫了將西方現代文明設定為普世前提的意識。在更深的層面上,本書也對如今法學界的主流形式主義理論--即韋伯式的,借助形式邏輯將西方現代法律建構為普適的“形式理性”“理想類型”--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本書應該成為國際法研究生們必讀的專著。

  

   二、高原:《現代中國的鄉村發展:微觀案例和宏觀變遷》

   高原(2018)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貢獻。首先,此書拆開了“集體化時期”與“集體化農業”這兩個過分籠統和通用的范疇,明確區分1958年到1963年中的規模過大的集體體系和之前的比較適度規模的合作社與之后的同樣比較適度的小集體(生產隊)的不同集體農業經驗。前者無疑是失敗的,后者則具有較多優點。在合作化初期,即工業投入之前的農業,它起到憑合作來解決一家一戶貧下中農土地、牲畜、肥料和其他生產資料不足(“要素配比扭曲”)問題的作用。在1963年到1978年的后“大躍進”時期,“集體化農業”則成為配合來自工業發展的新生產要素(特別是化肥)被投入到農業的制度框架。在那兩個時期,中國都取得了可觀的農業增長成績。作者是根據縣與鄉村層面微觀經驗證據和宏觀理論對話間的不斷來回得出這個結論的。它克服了之前學術的兩大盲點:一是不加區別地全盤否定1955年到1978年的“集體農業”;二是超越了簡單的、只關注制度的認識(譬如,將“改革”簡單理解為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產權到私有產權的演變),說明了必須認識到制度與(特別是來自工業的)新生產要素之間配合的關鍵性。這是一個清晰和有說服力的論述。

   第二,作者同樣結合制度因素和生產要素的分析,闡明改革期間兩大出人意料的農業演變:一是小規模的新型(小農)家庭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高附加值農業(尤其是大棚蔬菜)的發展;二是新舊小規模農業中越來越多的出人意料的變化,即除了化肥和科學選種之外的農業機械的使用,通過廣泛興起的、政府鼓勵的民間機耕服務業務的興起,促使中國農業從舊型低“資本”投入轉變為新型資本和勞動雙密集投入,再次證偽了當今一般經濟學理論的預期--惟有(私有企業)規模化農場才可能推進如此的農業改造和發展。中國新興起的農業仍然是小規模的小農農場。這是一個基于扎實、深入的田野調查(特別是山東聊城市耿店村)經驗證據的結論。由于其結合微觀與宏觀論析掌握得恰到好處,再一次給我們帶來的,既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基于一村一戶的活生生的經驗感,也有強有力的來自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認識和反思的論斷。

   第三,本書對以上論述的演變中的政治制度框架也做了新鮮的論析:其關鍵不在要么政府,要么市場化私企的(新古典教科書經濟學設定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而是中國比較獨特的村莊社區的半正式政權。它不同于由上而下的科層制政府,而是結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村“兩委”組織。在耿店村(和其所屬的賈寨鄉),兩種機制的高效結合,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當地村“兩委”所掌控的集體“機動地”產權,在推廣該地大棚蔬菜種植的過程中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這樣,除了再次突出集體產權制度與生產要素,以及工業和農業的關聯之外,還突出了農業與該地的基層治理體系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與一般經濟學理論和認識十分不同。(固然,有的論者也許會指出,山東地區的村莊領導,相比集體產權已被掏空的廣大中西部地區,擁有強大得多的集體資源和權力。)

   以上三大論點主要是通過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來闡明和證實的,不同于如今一般僅憑國家統計數據得出結論的研究。在這方面,作者很好地承繼并發揚了美國(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鄉村社會學”傳統(包括以卜凱[John Lossing Buck]為代表的中國農業研究)、日本(“滿鐵”調查以來的)“經濟(和社會)人類學”,以及國際“小農經濟”研究的三大學術傳統。通過此書,我們可以更具體,更清晰地看到一家一戶的經驗,及其所展示的宏觀經濟邏輯。此書代表的是一個多維的,歷史化的,具有強烈真實感和理論新意的視野,跳出了將西方資本主義農業發展模式設定為普適和必然前提的認識陷阱。

  

   三、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農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與政治社會化》

   首先,熊易寒(2010)開宗明義的文獻梳理堪稱典范。此書不是我們常見的“洗衣單”似的文獻羅列,而是具有明確針對性和洞見的學術梳理:首先說明了政治學兩個重要領域的研究--政治社會化和認同政治--的來龍去脈,突出其問題意識以及興衰與再興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鋪墊和突出自己所采用的中心論點,說明是如何同時借助又結合這兩個傳統,克服它們互不相關的弱點,進而提出自己的關鍵洞見,即認同的“生產”乃是農民工子女政治社會化的關鍵因素和核心內容。這樣,既清晰、鮮明地突出了自己著作的獨特見解,又說明了其與本學科現有研究和理論之間的關聯和不同。如此的文獻梳理比較少見。

   作者對農民工子女明顯具有深層同情,部分原因是作者本人便來自農村,并曾親身經歷過處于“農民工子女”身份的困境,可以說對農民工子女群體具有一般人不具備的“感性認識”。但是,他是懷著將農民工研究社會科學化的理念來進行研究的,要求自己寫出既能協助人們認識、理解這個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而又同時作出對國際學術和理論有一定貢獻的創新。如上所述,他采用的做法是結合并超越政治學中的政治社會化和認同政治兩個領域的問題意識、理論和方法。這兩個學術傳統一般被設置為互不相關的研究,但作者本著對農民工群體的深度認識,創新性地結合了這兩個問題,認定認同政治乃是這個社會群體的政治社會化的核心內容。據此洞見,既對問題本身提出了獨到的意見,也對這兩個學術傳統提出了新的認識和適用范圍。

在經驗證據層面上,作者廣泛搜集了城市化中的農民工子女的相關材料,包括他們的學校作業等材料,并對他們做了有針對性的問卷調查,還做了深度的訪談,甚至于親自進入農民工學校執教,從而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譬如,他有說服力地證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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