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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斌:重新解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歷史本體論、國家性假設與弱理論稟賦

更新時間:2019-08-07 15:42:41
作者: 楊光斌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需要重新解釋,其歷史本體論具有帝國主義屬性,而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帝國主義化”。帝國主義這一歷史本體論則來自西方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國家性”。在運用現實主義理論解釋具有不同“國家性”的中國的時候,需要非常慎重。基于結構功能主義范式的結構現實主義,試圖將現實主義理論由規律性認識“建構”為不可由現實所證實的理論,結果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終結了其理論生命力。

   關鍵詞:現實主義理論/國際政治/帝國主義/國家性/Realism Theory/international politic/imperialism/stateness

   作者簡介:楊光斌,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現實主義政治即現實政治源遠流長,關于現實政治的思想也很豐富,從古典時期的修昔底德到近代之初的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都有非常豐富的著述。但是,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的理論化即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出現,則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從被稱為人性現實主義(主要是古典現實主義)到結構現實主義再到進攻性現實主義,已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了三代理論或者三個版本。現實主義理論被認為已經發展到第四代即新古典現實主義。①所謂新古典現實主義之“新”,其說實在是牽強,既沒有突破性之新,更沒有作為一代理論的代表性學者,只是國外幾個學者在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框架下修修補補,有的甚至屬于畫蛇添足之舉。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硬理論”“強理論”無疑是現實主義,它被認為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其他理論由此而效仿、衍生。因此,理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推陳出新,首先要從全面把握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開始。

   本文試對三代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進行一種聚焦式評述,從“歷史本體論”“國家性假設”“弱理論稟賦”(這也是重新認識的結果)出發,對三代現實主義理論加以清理,力圖從根本上把握現實主義理論。我們發現,現實主義理論的真正價值還是來自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即基于特定國家的國家性假設而形成的歷史本體論,這是現實主義理論之所以為現實主義的命脈;據此,進攻性現實主義其實才是基于古典現實主義的一種“新古典現實主義”,是揭示西方世界真相的政策導向的帶有科學屬性的理論;而以“科學哲學”面目出現的結構現實主義,則可以斷定為一種專門為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偽理論”。這一判斷在一些人看來可能很難理解。國內關于現實主義理論的研究大致分為三類:神圣化、中國化和超越。本文對三代現實主義理論做文本意義上的解析,其間并不涉及其他學者對現實主義理論的研究,可謂一種“回到事情本身”的現象學路徑的解釋。

  

   一、找回現實主義理論的歷史本體論:帝國主義

   社會科學是對當下重大社會問題的一種回應,因此理解作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更不能無視既定的語境,三個版本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都是對特定歷史或者當下政治的一種理論性回應,離開這一點而抽象地談論國際關系理論無疑是隔靴搔癢。愛德華·卡爾和漢斯·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就是在理論上闡釋剛剛過去的歷史或正在發生的政治,而這個政治就發生在帝國主義時代,因此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歷史基礎或者立論出發點就是如何理解帝國主義的世界政治。換句話說,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歷史經驗基礎其實就是帝國主義問題,結構性現實主義力圖“去帝國主義化”而且相當成功,但進攻性現實主義則在事實上回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出發點,是一種“新帝國主義”的理論邏輯。因此,現實主義理論之所以為現實主義的,或者說現實主義之所以與其他理論流派有著深刻的不同,就在于其獨特的歷史本體論。應該看到,自由制度主義只不過是現實主義理論的衍生品,即以所謂的制度霸權而實現“霸權護持”,自由制度主義的歷史本體論的理論邏輯其實也是同現實主義一樣的,只不過更隱蔽一些而已。

   (一)《20年危機》:帝國主義的時代特征

   帝國主義時代何時開始?帝國主義有各種形式,如羅馬帝國的軍事帝國主義、當代的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但是進入工業化之后的帝國主義則是以軍事占領為先鋒、以經濟掠奪為主要形式的雙重性質的帝國主義。英國首相迪斯累利在1872年的一次演講中,鼓吹英國人民是要一個可以“贏得世界尊重的偉大的國家——一個帝國”,認為帝國是王室、保守黨和工人階級的聯合,由此正式開啟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論述的新篇章。②帝國主義是可以學習、可以效仿的政治,因此以19世紀80年代歐洲國家瓜分非洲為標志,世界正式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關于帝國主義最有影響力的研究,無疑是英國學者霍布森的《帝國主義論》和受此影響而形成的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可以肯定地說,離開帝國主義理論,就無法理解當時的世界政治。而帝國主義行為之所以流行,其背后是19世紀中葉開始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即社會進化論的影響,認為“優等民族”淘汰“劣等民族”是自然的選擇。

   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者如愛德華·卡爾和漢斯·摩根索都直面現實,他們的現實主義理論其實都是研究強者如何欺凌弱者的歷史或者現實。愛德華·卡爾在《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③(簡稱《20年危機》)中引用意大利人的話作為佐證,國聯的程序是“繞圈子,繞來繞去,只有兩種出路:或者是英國、意大利、法國、德國之間達成一致,或者是這四個大國分道揚鑣”。在帝國主義時代,弱國無外交是符合當時的游戲規則的,因為當時流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所轉化的“白人優越論”。

   當時流行的“強權即公理”的帝國主義邏輯不但用在白人對其他民族身上,還直接體現在歐洲白人內部的關系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1919年巴黎和會,就是強者瓜分弱者游戲的體現,這就引發了“20年危機”并進一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

   初成于1939年的《20年危機》,就是以強者的權力政治即帝國主義的實力政治而展開論述的,以歐洲帝國主義欺凌弱者為背景,進而導致“強者”即帝國之間的權力游戲。因此,“現實主義”就是以“實力政治”“權力政治”為基礎的帝國主義政治的理論化表述,從而演化成為一種國際政治理論。《20年危機》其實沒有多少“理論”可言,有的只是豐富的歷史和政策性經驗闡述。另外,只要是講帝國主義政治,就不可能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馬克思學說已經成為“知識社會學”的來源。④換言之,講述帝國主義政治邏輯的《20年危機》是一部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或者說具有當時時代特征的馬克思主義化的“知識社會學”作品。

   (二)《國家間政治》:帝國主義的政治邏輯

   成稿于20世紀40年代末的漢斯·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⑤(簡稱《國家間政治》)直接延續了當時的左翼思想,因此蜚聲于學界的摩根索必然得不到美國政府應有的重視。

   把帝國主義的“時代特征”上升為帝國主義的行為邏輯,就構成了摩根索的“國際政治學”。和卡爾一樣,摩根索也是從探討權力開始其“國際政治學”論述的,但摩根索的國際政治學旨在揭示帝國主義的政治邏輯,盡管它是以現實主義理論面目而出現的。

   沿著卡爾的路徑,摩根索指出:“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幫助政治現實主義找到穿越國際政治領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標。”⑥國際政治必然是權力政治即實力政治,國家在追求權力政治中實現權力最大化,正如國內政治的權力制約而導致的權力均衡一樣。但是,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參與國都同等地參與了國際政治,即存在權力的不平等性。在這種情勢下,必然出現有維持權力現狀和改變權力現狀的國際政治,這事實上是一種沖突性政治。摩根索斷言:“全部歷史表明,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的國家,或是在不斷地準備戰爭,或是在積極地卷入戰爭,或是處于從戰爭中恢復的過程中。”因此,權力政治現象呈現為“或是保持權力,或是增加權力,或是顯示權力”⑦。其中,“如果一國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通過改變現存的權力關系獲得比它實際擁有的權力更多的權力——換言之,其外交政策尋求的是在權力地位上的有利變化,那該國奉行的就是帝國主義政策。”⑧

   歐洲歷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改變均勢的“帝國主義政策”,兩次世界大戰事實上是歐洲戰爭慣性的進一步放大。對于生活在這一時期的摩根索而言,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其理論的歷史腳本,因此,摩根索在講到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權力政治、什么是國際政治的時候,最關心的還是那些在歷史上改變現狀的帝國主義政策。在《國家間政治》中,最關鍵的內容就是“第二編作為權力斗爭的國際政治”,其中,對改變現狀的政策即帝國主義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維持現狀的政策,摩根索只用不到10頁的篇幅談論“尋求權力的斗爭:現狀政策”(第4章),卻用了30多頁的篇幅專門討論“尋求權力的斗爭:帝國主義”(第5章),第6、7章其實都是有關帝國主義政策的論述,而且他還在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地論及歷史上改變現狀的帝國主義政策。比如,在第七編的“當代世界的國際政治”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論述“新的道德力量:民族主義化的普世主義”,其中談道:“民族主義所要求的是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除此之外別無他求;而我們時代的民族主義化的普世主義卻主張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有權把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標準強加給其他所有國家。”⑨這顯然就是指剛剛出現的冷戰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國帝國主義和蘇聯帝國主義,“我們時代的民族主義化的普世主義”“是一種世俗化宗教,它對人的本性和命運的解釋以及它拯救全人類的救世主式的誓言都是普遍適用的。一個特定的國家將在一個特定時期執掌普世主義的火炬,而原則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可能這樣做。照此看來,在新十字軍民族主義名義下統治全球的要求,可能會根據精神的和權力的條件,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⑩這其實就是指剛剛出現的冷戰政治,美國和蘇聯都把自己的價值視為普世主義的,并以此來改變權力結構的帝國主義政策。正如摩根索所言:“20世紀,在世界大戰和革命的影響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權力集中以及經濟危機的影響下,這種對國家的依附達到了世俗宗教的狂熱程度。權力之爭戴上了善惡之爭的意識形態面罩。外交政策搖身一變成為神圣的使命。戰爭都以圣戰的名義進行,目的是將正確的政治宗教傳播到世界各地。”(11)要知道,冷戰起源于意識形態之爭(12),因此摩根索著重談到帝國主義政策的新形式與新邏輯——文化帝國主義及其實踐。

   文化帝國主義是一種最高級形式的帝國主義,它軟化敵人,并為軍事征服或者經濟滲透準備基礎,“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領土和控制經濟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們的心靈,以此作為改變兩國權力關系的手段”(13)。

   意識形態的作用是掩飾政策的真實性質,因此“雖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對權力的追求,但意識形態卻把參與這種權力角逐解釋成演員和觀眾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種東西”(14)。在現代,由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偏愛生物學的觀點,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賦予這些生物學意識形態以革命性的內涵,其本質還是19世紀的社會進化論,“征服弱小民族似乎成了‘白種人的責任’、‘民族使命’、‘天命所定’、‘神圣托管’、‘基督教義務’。殖民帝國主義尤其經常使用這類意識形態口號加以偽裝,如宣稱征服者的使命是把‘西方文明的賜福’帶給地球上的有色人種”(15)。

摩根索事實上揭示了冷戰的性質即意識形態戰爭,揭示了世界政治真相,接近一種“實存論”(the world of being),這當然不利于美國所開展的圍堵共產主義的大戰略,因此需要將這種冷戰戰略合理化、合法化乃至神圣化的“實證論”(the world of becoming)。事實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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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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