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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少穎:冷戰后期東西方裁軍進程與德國統一關系研究

更新時間:2019-07-29 16:33:15
作者: 田少穎  

  

   內容提要:20世紀70年代末,西德推動北約確立“雙軌決策”,既接受美國中程核導彈在本國領土的部署以應對蘇聯威脅,又希望推動軍控談判向裁軍方向轉變。此后,歷經中程核導彈危機、短程核武器危機中的東西方斗爭和互動,裁軍進程重點從美蘇核裁軍轉向歐洲常規裁軍。美國借此安撫西德對全面裁軍的期望,并敦促蘇聯從東歐撤軍。兩德統一進程開啟后,美國在力促蘇聯同意兩德統一的同時,借裁軍進程對蘇做出讓步;西德也承諾大規模裁減統一后的德軍兵力。最終,兩德統一與裁軍進程的合力使歐洲安全格局得到根本改觀,美軍留駐歐洲,蘇軍從東德等國撤離,包含蘇聯或其后繼國家在內的歐洲安全體系則無從實現。

  

   關鍵詞:冷戰  中導條約  歐洲常規裁軍  德國統一  北約東擴

  

   20世紀60年代,在歷經第二次柏林危機、古巴危機期間的激烈對峙之后,美國、蘇聯及北約、華約其他成員國開始推動東西方關系走向緩和。西德不僅大力推行“新東方政策”,改善對華約集團各國關系,還意使西歐各國對蘇建立均勢,以此為基礎,推動兩德在歐洲和平秩序下,通過構建歐洲安全體系實現民族統一。然而,到70年代中期,東西方緩和的動力開始減弱。蘇聯在歐洲部署SS-20中程核導彈,導致兩大集團軍備競爭態勢上升,對身處軍事對峙最前沿的西德造成很大壓力。西德總理施密特打破本國多年來對北約核戰略的沉默,高調影響西方集團對蘇聯的軍事和政治戰略,開啟了東西方軍備控制向裁軍轉變的曲折進程。此后,歷經中程核導彈危機(以下簡稱中導危機、中導談判)、短程核武器危機期間的東西方斗爭,西德國際地位延續了緩和時期的上升勢頭。至80年代末,西德對美蘇核裁軍和歐洲常規裁軍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美蘇都極為重視對西德關系。美國借推動西德所期望的全面裁軍維系北約內部團結,同時確保美軍留駐西歐,蘇軍則從東歐撤離。兩德統一進程開啟后,東西方裁軍談判既成為襄助統一的平臺,為其奠定安全和政治基礎,本身也在統一進程影響下發生重大變化,促使歐洲安全格局深刻改觀。

  

   兩德統一近30年來,西方對冷戰期間東西方裁軍進程與德國問題演變的研究已極為豐富,涉及裁軍進程與東西方軍事戰略演變、裁軍爭論與西歐政黨政治博弈及其與歐洲均勢轉變等多個維度。[①]同時,相關國家檔案文獻不斷解密,政治家、外交家回憶錄紛紛出版。本文嘗試梳理這段跌宕起伏的歷史,以厘清裁軍進程中的東西方互動為美蘇和西德等國帶來了何種壓力和風險、機遇及收益;其后果又如何影響各國在兩德統一進程中的戰略、策略謀劃;在此基礎上分析美國和西德為何和如何利用裁軍進程實現統一的德國參加北約這一戰略目標。

  

   本文第一部分探討冷戰期間北約和華約兩大集團軍事對峙的結構性特點,其對西德安全和內政帶來的壓力和挑戰,以及西德為維護安全并追求民族統一提出的構想;第二部分回溯中程核導彈危機期間西德面對蘇聯的軍事-政治威脅,如何反擊蘇方在歐美之間“打入楔子”的圖謀。施密特挑起中導之爭,開啟了西德取代英國成為美國在北約內首要盟國之途。科爾政府在危機期間對北約表示的忠誠,為日后兩德統一時美國對西德的堅定支持打下基礎;第三部分分析1988-1989年的短程核武器危機。期間,西德國民反短程核武器情緒高漲,美國擔憂西德國內親蘇政黨倒向中立主義,裁軍談判會威脅美國核武器和軍隊駐歐權利,遂遷就了西德對全面裁軍的期盼,但推動其重點轉向歐洲常規裁軍,確保美軍留駐西歐,蘇軍從東歐撤離;第四部分剖析美國和西德如何利用裁軍談判平臺,使其配合“二加四”談判框架,對蘇聯誘導和施壓雙管齊下,同時也做出一定讓步,以實現統一的德國參加北約這一戰略目標,并使北約管轄權東擴;結語對全文進行總結,探討兩德統一與裁軍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日后大國紛爭的長期影響。

  

 兩大集團軍事對峙的結構性特點及西德的統一構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于意識形態分歧、地緣政治目標差異及相互軍事上的戒備,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與蘇聯圍繞誰來控制德國及其未來走向展開激烈斗爭。事態發展的結果是形成了歐洲冷戰格局,戰敗的德國分裂為東、西兩個德國,形勢更趨復雜。此后,西德和東德被分別拉入北約和華約兩大集團,兩德內部邊界成為東西方軍事對峙最前沿。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實施遏制戰略,駐西德美軍和核武器隨之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蘇聯則自1950年代中期提出構建歐洲集體安全體系,希望借此擊破北約集團,驅美離歐。

  

   在核武器時代,美蘇駐西德和東德的核武器和常規軍力數量及戰斗力都有顯著增長。東西方的軍事對峙給西德的國家安全帶來巨大壓力,也對其民族統一目標造成巨大障礙。東西方核軍事對峙的結構性特點,不僅使西德內部政治斗爭不斷,也使北約內部就核戰略、對蘇方針爭吵不已,導致北約屢次面臨解體風險。[②]凡此種種迫使西德就軍控、裁軍與本國安全及民族統一目標的關系進行謀劃,提出長期構想。

  

   (一)兩大集團的核軍備對峙和西德的安全困境

  

   冷戰期間,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若要遏制蘇聯,就不能像后者那樣維持過大常規軍力,因此,北約自建立之初就仰仗核武器對蘇聯實施“威懾”戰略。不久,蘇聯也掌握了核武器,其核武庫不斷擴充,北約和華約兩大集團的軍事對峙“核”化,核武器成為戰后國際秩序的結構性要素。隨著技術的快速發展,兩大集團的核武器日益多樣化,并發展成戰略、戰場和戰術核武器三大類別。[③]美蘇對不同類別核武器的部署及相應核戰略設計,深刻影響集團內部關系和東西方關系。

  

   美國對西歐盟國的核保護被稱為“延伸威懾”。[④]1950年代初,美國設計出所謂“大規模報復”戰略,強調依賴核優勢對付蘇聯常規攻勢,對蘇聯實施大規模核轟炸,但因其過于偏向實戰,使用核武器的“門檻”過低,導致戰爭風險過大,不利于對西歐盟國的保護。有鑒于此,加上蘇聯核軍力發展迅速,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轉而設計“靈活反應”核戰略:強調應先有常規戰階段,其后再使用戰場核武器迫使蘇方談判、停戰,從而提高使用核武器的“門檻”。1967年,該戰略正式被北約采納。[⑤]

  

   西德的領土為美英提供了較充足空間,美英可以在西德駐扎大量常規軍隊和核武器,不僅可以用來保衛西德,還可以防衛整個西歐。西德本身是無核武國家,自1953年開始,其領土開始部署大量美國核武器。隨著美蘇核軍事能力逐漸對等,在西德等國看來,美國的延伸威懾可信度降低。更重要的是,在核軍備對峙條件下,西德的外交、內政都變得極為復雜,給當政者帶來很大壓力。首先,美國的威懾戰略隱含利益的分化:美歐距蘇聯遠近有別,戰爭風險分配不均。如果威懾失敗,有歐洲人希望美蘇以核武器互相攻擊對方領土,歐洲免于淪為戰場;而美國人則希望核戰爭至少一開始應在歐洲進行。[⑥]對美國核保護的依賴給西歐各國,尤其是西德帶來了本國首當其沖成為“戰場”的長期憂慮,“有限戰爭”的“自我威懾”效應日趨明顯,西德上下日益厭惡短程核武器。其次,兩大集團的核軍事對峙刺激歐美和平運動和反核武運動的興起,帶來長期、復雜的內政問題。[⑦]美歐地理位置差別造成的利益分化以及西歐和平運動的發展,使蘇聯看到了機會,或對西歐施加軍事壓力,或以和平攻勢在西歐各國制造政治分歧,試圖在美歐間打入楔子,分裂北約。

  

   (二)施密特的均勢戰略及其借助裁軍進程推動德國統一的構想

  

   20世紀50年代中期,為降低嚴重戰爭風險,美蘇將東西方裁軍提上議程,西德總理阿登納表示,德國統一有賴于東西方開展全面、有監督的裁軍,統一問題的解決和歐洲安全體系構建不可分割,要以此維系均勢,對抗蘇聯。[⑧]不久,第二次柏林危機的爆發造成東西方嚴重對抗。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后,美蘇開始緩和雙方關系,啟動軍備控制談判,于1963年簽署部分核禁試條約,在1968年締結核不擴散條約。然而,美蘇主導的軍控進程,主要是為雙方規定核武器數量上限,并非裁減軍備。1972年,美蘇達成的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1)即為明證。

  

   在美蘇緩和雙邊關系的同時,西德也開始推行“新東方政策”,緩和對蘇聯、東歐各國關系。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西德和蘇聯、東歐各國簽署了《莫斯科條約》《華沙條約》等系列條約,改善邦交或建交。美、蘇、英、法四國簽署了關于柏林問題的協定,使柏林問題不再成為東西方關系重大危機的導火索。西德安全狀況得到改善,國際地位也有所提高。

  

   在新東方政策推行過程中,通過與蘇聯和東歐各國領導的交往,以及在這些國家的游歷,施密特認識到蘇聯實力雖不可小覷,但經濟社會存在不少問題。他根據東西方軍力對比及自己對軍事和政治緩和的理解,發展出一套東西方均勢戰略思想:首先,他不接受美國核戰略給西德定義的“戰場國家”地位,要竭力避免戰爭,確保西德安全。其次,他認為東西方政治關系緩和的基礎是雙方防衛上的均勢。美蘇于1972年達成SALT1條約,戰略武器均勢已然形成。然而,西歐各國均面臨蘇聯核武器和常規武器優勢的威脅,為此,東西方應開展相應的裁軍談判,西歐還要加強常規軍力,以便在歐洲也形成均勢。再次,在東西方緩和背景下,蘇聯軍力仍在進一步增長。他主張北約增加戰場核武器部署,加強對蘇威懾。[⑨]施密特非常重視裁軍進程,希望東西方能實現軍力向下的均衡。

  

   施密特主張在均勢基礎上使東西方合作構建歐洲安全體系。在這一體系保障下,北約和華約兩大聯盟可以取消,美蘇不一定“永遠參加”歐洲安全體系,但要對東西方裁軍、互不侵犯和互助等提供擔保。[⑩]施密特構想的遠期目標是德國統一,但強調均勢是不可放棄的基礎。

  

   事實證明,施密特的立場頗有遠見。1970年代后半期,東西方關系緩和勢頭減弱,美蘇的SALT2談判及兩大集團于1973年開始的共同均衡常規裁軍談判(Mutual and Balanced Force-Reduction, MBFR)均停滯不前,蘇聯軍力仍在增強。蘇聯要通過緩和擴張自身軍力,擴大對西歐政治的影響。1970年代后半期,蘇聯在歐洲部署新型中程導彈,對西歐的安全威脅大大上升。

  

二  中導危機與西德在北約內部地位的上升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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